《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理解与适用

权利要求的选择是专利侵权诉讼的“第一工序”。

三款的三层规则：第一款，选择权与变更权——保护范围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为准（一件专利的权利要求书通常包含独立权利要求与多个从属权利要求，各自界定不同宽窄的保护范围）；

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可以变更（主张窄的权利要求更有利于命中被告产品，主张宽的更有利于扩大打击面——策略性选择贯穿诉讼全程）；

依据是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款，无效后的调整机制——主张的权利要求被宣告无效而专利在其他权利要求基础上被维持有效的：宣判前发生的可直接转用其他权利要求；

宣判后二审宣判前发生的新主张按自愿调解→另行起诉/发回重审处理（但书：不影响侵权定性的除外）。

第三款，从属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附加技术特征＋被引用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共同确定（从属权利要求以引用为存在方式，其保护范围是叠加结构）。

（一）“以整个专利说明书界定一个保护范围”。

错误——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为单位确定，一件专利可有多个宽窄不同的保护范围，权利人须择一主张；

未主张的权利要求不在审理范围。

（二）“从属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比独立权利要求宽”。

错误——恰恰相反：从属权利要求附加技术特征使其保护范围更窄（附加特征越多越窄）；

权利人主张从属权利要求通常因被诉产品缺少独立权利要求的某特征而退而求其次。

权利要求选择权是否属于处分权范畴、法院能否依职权选择更宽的权利要求审理：起草中有意见认为法院应基于全部权利要求审理（避免权利人“挑肥拣瘦”），正式版确立“依权利人主张确定”的处分权立场——专利权作为私权，其主张范围的选择权属于权利人；

法院的选择仅出现在无效后调整的例外情形。

2001年《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21号）无权利要求选择规则，实践中“以全部权利要求主张”与“逐条主张”并存导致裁判不统一；

本条首次确立选择规则，并被解释

（二）第一条进一步细化（“一并主张”的处理）。

两层规则：其一，解释主体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虚拟的标准人——知晓申请日前该领域所有普通技术知识、具有常规实验能力）而非普通公众或法官本人；

解释的资料是“说明书及附图等”；

当字面含义与技术人员的理解不同时，以后者为准（避免字面主义与技术真实脱节——权利要求用语在专业语境中的惯常含义优先）。

其二，发明目的约束——保护范围不得涵盖专利所要克服的现有技术缺陷方案：权利要求的解释不能宽到把“该专利要解决的问题”重新包含进来（否则等于保护了未解决的旧问题，违背公开换保护的契约）。

“权利要求书怎么写就怎么保护，其他一概不看”。

错误——权利要求用语依托说明书获得技术含义；

脱离说明书及附图的“纯字面解释”会导致把实施例中的技术背景、上位概念的过度抽象一并纳入保护，司法实践以“普通技术人员理解＋发明目的约束”双重校正。

解释的“折中原则”定位：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在“中心限定原则”（保护范围及于发明构思，如德国早期）与“周边限定原则”（严格按字面，如美国早期）之间，我国立法采折中（权利要求为准＋说明书解释）；

本条把折中落到操作层面——以普通技术人员理解为准，实质是把解释的重心从“文字”移向“技术”，与美国判例法确立的“以本领域技术人员视角解释权利要求”（Phillips v. AWH案确立的规则）殊途同归，学界评价为“国际主流标准的本土化”。

解释依据的层级结构：内部证据优先——说明书及附图（第一顺位）、权利要求书中的其他权利要求（同族权利要求互释）、专利审查档案（授权、复审、无效程序中的书面材料——禁止反悔原则的事实载体）；

说明书的特别界定优先（说明书对某用语作出与通常含义不同的定义时，从特别界定）；

内部证据穷尽后启用外部证据——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献＋通常含义。

层级结构的方法论意义：防止解释的任意性，也确立审查档案的解释地位（为第七条禁止反悔铺路）。

2020年专利授权确权解释与本解释

（二）将“专利审查档案”扩展至分案申请档案等（盘锦市监局转发的解释

（二）第六条：可运用分案申请关系的其他专利及其审查档案、生效授权确权裁判文书解释）。

“先查字典，字典说了算”。

错误——外部证据（工具书）处于最后顺位；

技术术语在说明书中有特别界定的从界定，无界定的按本领域通常含义（可能与字典义不同）；

跳过内部证据直接引用字典是解释方法的错位。

等同原则的经典四要件：“基本相同的手段＋基本相同的功能＋基本相同的效果＋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创造性劳动即可联想到”（三基本＋一联想）。

前三要件是技术判断（手段的替换是否实质同一），第四要件是时间与能力判断（以侵权行为发生时为基准——防止以专利申请后才出现的技术反推等同，架空专利申请日界限）。

等同原则的功能：防止侵权人通过无实质意义的技术替换逃避侵权（“改一个螺栓防不住”），同时受禁止反悔、捐献原则的约束（第六、七条）。

“基本相同”的把握：手段基本相同要求替换属于常规选择（可联想性）；

功能效果基本相同不要求完全相同。

等同原则的适用限制：仅适用于个别技术特征的等同（不能将整个权利要求作等同处理）；

权利要求中明确排除的方案不再等同（与禁止反悔联动）。

（一）“等同原则可以扩大整个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错误——等同以技术特征为单位逐一判断，权利要求中未发生替换的特征仍按字面覆盖；

全部特征均等同的实质是“字面不侵权、等同侵权”，仍须逐特征论证。

（二）“侵权行为发生后才出现的新技术也能构成等同”。

错误——联想判断以侵权行为发生时为准：行为发生时本领域技术人员尚无法联想到的技术手段（依赖申请日后新出现的技术），不构成等同（这是等同原则与后续创新的空间边界）。

等同原则的时间基准：2001年司法解释（法释〔2001〕21号第十七条）表述为“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未明确时间点，实践中以申请日、侵权日、诉讼日为准均有判例；

本条明确为侵权行为发生时——其正当性在于：申请日前的可联想技术属于现有技术（影响专利性，不能通过等同收进来），申请日后侵权行为发生前出现的技术替换若可联想则应纳入（保护不及于此则等同原则形同虚设），侵权行为发生后的新技术则超出专利公开的契约范围。

该选择与美国判例（Warner-Jenkinson案后确立的时间标准讨论）路径相近。

2001年解释首次规定等同原则（“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本条增加“侵权行为发生时”的时间基准并明确等同特征可确定保护范围，标准精细化。

功能性特征的定义与解释规则：权利要求以“功能或效果”而非具体结构、步骤来表述技术特征（如“用于固定的装置”“实现变速的部件”）——功能性特征在审查中被允许但保护范围不确定（可能覆盖实现该功能的一切手段）；

本条将其内容收缩到说明书及附图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实施方式。

制度逻辑：功能性特征覆盖过宽将违背公开换保护（申请人用一个功能词垄断一切实现手段），故以“说明书公开的实施方式及其等同”为限。

解释

（二）第八条进一步明确：功能性特征不包括“通过在权利要求中记载其结构、步骤或与其他特征的关系即可直接明确实现方式”的特征，且功能性特征的等同范围较一般等同更窄（实现功能的不可缺少的方式）。

“权利要求写了功能词，就能覆盖所有实现该功能的方案”。

错误——功能性特征以实施例及其等同为界；

被诉产品以说明书未描述的其他方式实现同一功能的，不落入保护范围（除非该方式构成实施例的等同）。

功能性特征的存废之争：美国（35 U.S.C. 112(f)）对功能性特征严格限缩，我国审查指南允许但要求说明书支持；

侵权诉讼中功能性特征的保护范围过宽曾引发大量争议，本条与解释

（二）第八条的“收缩＋窄等同”组合，实质确立了功能性特征“可用但限缩”的中国方案。

2001年解释无功能性特征规则（审查实践按审查指南处理），本条首次在侵权判定层面确立功能限缩解释规则，解释

（二）第八条细化。

捐献原则：说明书或附图中描述、但未写入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视为“捐献”给社会公众——专利权人不得在侵权诉讼中再主张其落入保护范围。

制度逻辑：申请人有机会将实施例写入权利要求（授权程序中的自主选择），未写入即是对保护范围的自我限定；

诉讼时反悔纳入，将架空权利要求的公示功能（社会公众信赖权利要求书确定的行为边界）。

适用要点：①“描述”须具体明确（仅仅是上位概念的一般性描述、或隐含公开的不构成捐献）；

②捐献的技术方案须“在权利要求书中未记载”（若权利要求宽泛用语可涵盖该方案，则不属捐献——是解释问题而非捐献问题）；

③捐献原则与等同原则的关系：捐献的技术方案不能通过等同原则再“捞回来”。

“说明书里写了的技术方案都受保护”。

错误——只有权利要求书记载的方案（及其等同）受保护；

说明书是公开的技术文献，其中未权利化的实施例属于社会公有。

捐献原则的引入是否损害发明人利益：起草中有意见认为我国申请人撰写水平参差、捐献原则对申请人过于严苛；

正式版坚持引入——理由是权利要求的公示功能是专利制度的基石，“说明书公开而权利要求未涵盖”的方案若仍可主张，将使权利要求书的边界失去意义；

且该原则在美国判例法（Johnson & Johnston v. R.E. Service案）已成熟运行，移植成本可控。

2001年解释无此原则（司法实践曾有个别判决支持说明书描述方案的纳入），本条首次确立捐献原则并成为通说。

禁止反悔原则：专利授权或无效程序中对权利要求的限缩性修改或陈述（为获得授权或维持有效而放弃的技术方案），在侵权诉讼中不得反悔收回——“该放弃的技术方案”不再受保护（无论字面还是等同）。

适用要件：①限缩性修改或陈述发生在授权或无效宣告程序（审查档案为证）；

②结果是对某些技术方案的放弃（限缩前后保护范围的差集）；

③放弃须与授权/维持有因果关系（为克服审查意见而作——2022年？

不，解释

（二）第六条明确“但书”：限缩性修改或陈述被明确否定（如审查员认为修改不必要）的，不产生放弃效果）。

功能：防止“授权时退让、维权时扩张”的双向套利，与捐献原则共同约束权利要求的解释弹性。

（一）“审查中的所有修改都会导致禁止反悔”。

辨析——限缩性修改或陈述才有放弃效果；

扩大性修改（拆分申请等）、纯形式修改、被审查员明确否定的修改不产生放弃效果。

（二）“禁止反悔适用于整个专利，所有方案都不能主张”。

辨析——反悔的范围以“放弃的技术方案”（限缩差集）为限，权利要求中未被放弃的部分照常保护。

禁止反悔是否以“导致授权”为要件（因果关系要件）：美国判例法曾经历“弹性阻碍”（flexible bar）与“严格阻碍”之争，我国实践中“为获得授权或维持有效”的因果要求在个案中把握不一；

解释

（二）第六条给出折中——修改或陈述被明确否定的不产生放弃效果（避免了无因果关系的过度反悔），其正向因果关系则默认推定（申请人主动限缩通常即为授权目的）。

该规则被誉为“消除禁止反悔争议的最大公约数”。

2001年解释无禁止反悔规则（个别判例零散适用），本条首次以司法解释确立，解释

（二）补充“明确否定”例外与陈述方式的细化。

全面覆盖原则是侵权判定的总纲，两句话的结构：正面——被诉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等同的特征的，落入保护范围（全部特征逐一覆盖：相同或等同）；

反面——缺少一项特征、或有一项特征既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不落入（缺一即不侵权）。

深层含义：①专利保护的是“技术特征的整体组合”，任一特征的缺少都是不同的技术方案（哪怕功能近似）——与“变劣发明”（减少特征但仍可用）的处理相连：解释

（二）第七条明确“变劣行为”不适用等同原则（省略特征本身不构成侵权，除非省略处被等同特征替代）；

②“落入保护范围”的判断顺序：先字面（相同）后等同；

③全面覆盖原则同时是权利要求解释的边界约束——不得通过解释减少特征数量。

（一）“被告用了专利的大部分特征就构成侵权”。

错误——全面覆盖是刚性规则：缺少一项特征即不落入；

“大部分相同”的方案是不同的技术方案。

（二）“被诉产品多出来的特征不影响侵权认定”。

正确——全面覆盖只看权利要求的特征是否全部被覆盖，被诉方案多出的技术特征不影响落入认定（多余指定原则已被废除——解释

（二）确认不得以被诉方案多出特征为由认定不侵权）。

（三）“缺少特征的部分可以用等同补上”。

辨析——等同原则解决的是“特征替换”，不能解决“特征缺失”：缺少的特征无法通过等同弥补（缺少即不侵权是结构性的）。

“多余指定原则”的废止：2000年代部分判决曾采用“多余指定”（将权利要求中无关紧要的特征忽略不计以认定侵权），被认为违背权利要求公示原则；

本条“不应当省略任何一项技术特征”正面废除多余指定，解释

（二）第七条进一步明确变劣行为不构成等同——两者共同确立“字面刚性＋个案等同”的判定秩序。

学界共识：全面覆盖原则的刚性化是我国专利侵权判定走向成熟期的标志。

2001年解释有等同原则而无全面覆盖的明文，“缺少特征”案件的处理不统一；

本条正面确立全面覆盖并明确反面情形，成为专利侵权判定的第一规则。

外观设计保护范围的“双要素”结构：产品类别（相同或相近）＋设计状态（相同或相似），二者同时具备才落入保护范围；

反面规则明确任一要素缺失即不落入。

与发明实用新型的区别：外观设计的“权利要求”是图片或照片表示的设计本身，其保护范围天然跨产品类别（同一设计可用于多种产品），故需要“类别＋设计”双要素限定。

类别判断见第十条，设计比对见第十一、十二条。

产品类别以用途为基准（相同类别＝用途相同；

相近类别＝用途相近），认定参考三件套：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洛迦诺分类表）、简要说明记载的产品名称与用途、产品销售与实际使用情况——分类表与商标的区分表一样是“参考”而非依据，实际用途的市场证据优先。

简要说明的引用地位确立（外观设计简要说明自2008年专利法起具有法律地位）。

外观设计比对的判断主体：“一般消费者”的精细化定义（相关公众）——对相关设计状况有常识性了解（熟悉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对形状图案色彩差别有一定分辨力、但不注意到微小变化（非设计专家的细察）。

与商标的相关公众（第八条对应物）、专利技术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第二条）构成三类“虚拟判断主体”：分别对应市场识别、技术理解、美学辨识。

微小变化规则的含义：设计侵权比对不需要“找不同”式的显微镜式审查，以一般消费者的整体印象为准。

三层规则：其一，整体观察、综合判断＋排除项（实现技术功能的唯一设计特征——功能性设计不受保护，如轮胎花纹的唯一形状；

材料、内部结构等不影响视觉的特征）；

其二，混淆标准（整体视觉效果足以造成相关公众混淆的认定相似）；

其三，设计要点的关键地位——被诉设计不包含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的，认定不混淆（反面排除规则）；

设计要点＝相对于现有设计能产生显著视觉影响的特征，可参考简要说明认定（简要说明中记载设计要点的，直接成为比对焦点）。

操作逻辑：先找设计要点（区分于现有设计的差异特征）→被诉设计是否包含→包含的进入整体视觉比对→不包含的直接排除。

这一“设计要点优先”的规则使外观设计比对从“整体印象的玄学”走向可操作的特征比对。

（一）“外观设计侵权看整体像不像就行，不用管设计要点”。

辨析——设计要点是“体检指标”：不含要点的被诉设计直接出局；

含要点的再进入整体判断。

（二）“功能性设计特征也可以保护”。

错误——为实现技术功能所能采用的唯一设计特征不予考虑；

可选的功能性设计（有其他形状可用）仍属保护范围。

设计要点与整体判断的关系：起草中有意见认为“不含设计要点即不侵权”过于刚性（设计要点是否必然主导整体视觉因案而异），正式版以“应当认为……不会造成混淆”的推定表述处理——原则性排除＋个案反证的空间（若被诉设计虽不含要点但其他特征高度近似致整体混淆的，仍有讨论余地，实践中则以本条的推定规则为主）。

2001年解释（法释〔2001〕21号）第十七至二十条已有外观设计比对规则（一般消费者、整体观察、简要说明），本条体系化并新增“设计要点排除规则”与“功能性特征排除”，比对方法显著精细化。

两种特殊制造形态：其一，组装——组装行为构成制造（制造不限于从零开始的生产），但书排除“成套组件的正常组装”（产品本身以套装形式销售、组装是使用方式的——组装者不是制造者）；

其二，回收包装物再用——回收特定的外观设计专利包装物（具有识别来源功能的包装，如特形瓶）用于包装相同相近类别产品的，视为制造（旧瓶装新酒的行为实质是重新利用了包装的外观设计识别功能，构成新的外观设计实施行为）。

第二款的打击对象是“回收名牌酒瓶灌装假酒”类行为。

零部件场景的行为定性：发明实用新型——侵权零部件用于组装另一产品的，组装者构成“使用”，销售者构成“销售”；

外观设计——侵权零部件（外观设计依附于零部件）组装并销售的按“销售”（外观设计的实施在于销售环节的视觉呈现）。

第三款的责任升级规则：①分工合作的（上家明知供给、下家明知组装的共谋链条）按“制造”追责；

②合法来源推定失败——不能提供真实合法来源的推定为制造者（无证组装黑作坊的“来源不明即自产”推定，解决隐藏制造者的证明难题）。

对执法的关联：查处零部件侵权（汽车配件、家电部件）时按“使用/销售/制造”分别定性，合法来源审查是定性转换的开关。

方法专利延伸保护的界定：直接获得的产品＝原始产品（方法直接产出的形态，不延伸至产业链下游）；

对原始产品的进一步加工获得后续产品的行为＝“使用”直接获得的产品（仍属方法专利的禁止范围，但定性为使用而非制造）。

方法专利的禁止范围：使用方法＋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专利法第十一条）。

界定“直接获得”的实务争议：方法产出物经过何种程度的加工后不再是“直接获得”？

本条给出“原始产品”的基准（方法步骤的直接产物），后续加工品是“使用”而非“直接获得”——使用行为的禁止保护了下游（销售使用侵权品也侵权），但赔偿计算（第二十一条）按产品价值分摊。

专利间接侵权（帮助侵权）的规则化：要件——①专用品（只能用于实施特定专利的原材料、中间产品、零部件、设备——“只能用于”的非通用性是关键：常规商品不构成）；

②明知（知道专属性）；

③提供给第三人实施侵权；

④责任——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⑤但书的反向保护：第三人的实施不是为生产经营目的（科研、个人使用——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第五项的豁免场景）时，第三人本身不侵权，但供货人仍承担责任（规避豁免场景的蓄意供货）。

制度意义：堵住“我不是侵权人，我只是卖原料的”的规避通道——专用品供货是专利侵权的“外围共谋”，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

（六）项（故意为侵权提供便利）、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帮助侵权）同构。

间接侵权的“专利法未规定”难题：专利法条文未规定帮助侵权与教唆侵权，本条以司法解释创设“连带责任”，其法律依据（民法典第1168、1169条共同侵权）与专利法的关系曾受讨论；

解释

（二）第二十一条进一步扩展（教唆、帮助行为的类型化），本条是专利间接侵权规则的起点。

现有技术抗辩的操作规则：比对对象是“被诉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全部技术特征”（不是被诉产品的全部特征——多余特征不影响）与“一项现有技术方案”（单一对比——不得组合多项现有技术拼凑抗辩，组合现有技术是无效程序的事）的相应技术特征；

结论标准——相同或等同（现有技术与被诉技术特征等同的，抗辩成立）。

抵触申请（在申请日以前提出、在申请日以后公布或公告的同样的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语境）参照适用：抵触申请不是现有技术（申请日前未公开），但同样破坏专利的新颖性，故允许参照抗辩（仅限相同性，不得主张等同——解释

（二）第二十二条明确抵触申请抗辩限于“相同”）。

抗辩制度的意义：被诉人无须启动无效程序（费时费力）即可在侵权诉讼中直接以公知技术脱身——效率导向的制度设计。

（一）“把多项现有技术拼起来抗辩”。

错误——限于与一项现有技术方案对比；

组合启示问题应通过无效程序解决。

（二）“现有技术抗辩只需要被诉产品的部分特征属于现有技术”。

辨析——比对对象是“被诉落入保护范围的全部技术特征”（全部落入特征均须被一项现有技术覆盖或等同），部分覆盖不成立。

现有设计抗辩：被诉设计与一项现有设计相同或相似的（单一对比），抗辩成立；

抵触申请参照。

与第十七条的结构对称（现有设计无“等同”概念，设计比对即相似性判断）。

现有设计的定义（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四款：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

先用权（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已作好必要准备，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不视为侵权）的四层细化：①来源合法性——以非法获得的技术或设计主张先用权的不予支持（偷来的技术在先实施不是先用权）；

②“必要准备”的两项标准——主要技术图纸或工艺文件完成／主要设备或模具已制造或购买（二选一即达标准，“主要”限定避免形式准备）；

③“原有范围”的量化——申请日前已有生产规模＋已有设备或按已有准备可达到的规模（生产能力的客观计算，非财务上“原有经营范围”）；

④转让与许可的限制——先用权不能单独转让或许可（随企业整体转让承继的除外）——先用权是对抗专利权的法定例外，其身份性与特定企业绑定。

先用权的制度逻辑：平衡专利公示日与实际投入的时差保护。

“申请日前买到了技术资料，随便扩产都算先用权”。

辨析——原有范围以客观生产能力为准，扩产超出申请日前的已有规模与设备能力的部分不享有先用权；

先用权人的后续改进仍落入他人专利的照常侵权。

本条是我国标准必要专利（SEP）规则的开创性条款，三层结构：其一，默示许可——经专利权人同意将专利纳入标准且标准未披露专利的，可认定专利权人默示许可标准实施人实施专利（权利人在标准制定中的同意＋未披露专利义务的违反→不得再以专利禁止标准实施）；

例外是“专利依法必须以标准形式才能实施”（强制标准的法定实施）；

已承诺放弃使用费的不得再收费。

其二，使用费的合理确定——四因素（创新程度及在标准中的作用、技术领域、标准性质、实施范围），承诺放弃的除外。

其三，披露许可条件的遵从与调整——标准披露了专利及许可条件的，未按条件实施的可主张按披露条件实施；

披露条件明显不合理的可调整（防止“专利钓鱼”式不合理条件）；

未披露或不明确的协商，不成由法院确定。

第三款转致法律行政法规的特别规定（其后《标准化法》（主席令第七十八号，2017年）实施条例修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2013年）及2020年专利法第二十条（诚实信用与滥用规制）等陆续构建SEP治理体系）。

（一）“纳入标准的专利统统免费”。

辨析——默示许可的成立以“权利人同意纳入＋未披露”为要件；

按标准组织披露程序（披露专利＋FRAND承诺）的专利仍可收费（按披露条件或合理费率）。

（二）“实施标准的人可以拒绝任何付费谈判”。

错误——默示许可或合理费率的实质是“不得禁止实施＋费率公平”，不是免费许可；

SEP权利人仍有获得合理对价的权利（FRAND的双向义务）。

默示许可的法理基础（承诺禁反言／信赖保护／禁令失效）与我国“自愿纳入标准＋未披露”的构成路径在起草中反复权衡：主流意见认为SEP权利人将专利纳入标准而隐瞒专利信息，诱使产业按标准投资，其索取禁令与高价费率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默示许可是法律后果的正当表达；

反对意见认为收费与禁令问题应交由反垄断法与合同法解决。

本条以“可以认定默示许可＋合理费率”的柔性结构落地，其后的华为诉康文森案、华为诉IDC案等SEP判决在反垄断法与合同框架下展开，与本条形成“司法解释定原则、个案裁判定规则”的演进。

2020年专利法第二十条（申请和行使专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为SEP规制提供了法律层面的总则依据。

2001年解释无标准必要专利规则；

本条系全球范围内较早以司法解释形式确立SEP默示许可的规范，领先于后续各国立法进程。

赔偿计算的“贡献度”规则三件套：第一款，获利剥离——侵权获利限于因侵犯专利权本身获得的利益，其他因素（品牌、营销、其他技术）贡献的利润剔除（“分摊规则”的一般条款）；

第二款，零部件侵权——按零部件本身价值及其在成品利润中的作用确定，例外是关键零部件且成品价值主要由其体现的按成品利润计算（分摊与不分摊的分界）；

第三款，包装物外观设计侵权——按包装物价值及作用确定，例外是外观设计系吸引购买的主要因素且与产品不可分离的按被包装产品利润计算（如饮料瓶、礼盒设计成为购买动因的场景）。

三层规则共同确立专利损害赔偿的“因果贡献度”原则：专利对利润的贡献决定赔偿基数。

“卖整机的按整机利润全赔”。

辨析——零部件侵权原则上按零部件价值分摊，仅在“关键零部件＋价值主要体现”时才按成品利润；

贡献度审查是赔偿计算的第一步。

对执法的关联：行政裁决中的赔偿调解同样参照该分摊逻辑。

2001年解释未规定获利剥离与零部件分摊，实践中“全产品利润”计赔的争议频发（美国的 Entire Market Value Rule 讨论同类问题）；

本条确立中国版贡献度规则，解释

（二）第二十七条（具体化裁量考量）延续。

临时保护期（发明专利申请公布至授权公告之间——专利法第十三条：该期间实施发明的，支付适当费用）纠纷的处理：程序上参照专利侵权的规定（管辖、审理、证据规则）；

实体上以“较窄保护范围”为准（公布文本与授权文本的保护范围不一致时——临时保护期内的实施行为只能按公布时的文本预判，若授权后范围变宽，实施者无预见可能，故以两者中较窄者为限）。

“适当费用”的确定参照侵权赔偿的规则（损失、获利、许可费）。

临时保护期使用费请求权的时效问题：自专利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他人使用其发明之日起计算（解释

（二）第十八条：自专利授权之日起计算……）。

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受理条件三步：①权利人发出侵权警告（律师函、平台投诉、公开声明等）；

②被警告人书面催告权利人行使诉权；

③权利人收到催告后一个月内既不撤回警告也不起诉——被警告人即可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

制度功能：打破权利人“用警告搅乱市场却不诉讼”的武器化策略（警告函打击竞争对手的交易关系、渠道信心，又不承担诉讼风险）；

受理条件的设计（催告＋一个月沉默）给予权利人最后的选择空间，平衡双方利益。

对执法的关联：市场监管系统查处商标、专利违法行为中权利人投诉与警告函的界限——行政执法的正式查处不属“警告”，但权利人向交易相对人发送的警告函可能触发确认之诉；

执法人员在办理投诉案件时应区分“权利人维权”与“以投诉为名的商业打击”，必要时提示被投诉人的确认之诉救济。

“新产品”是方法专利侵权举证责任倒置（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纠纷，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个人应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的前提要件。

本条定义：产品或其技术方案在专利申请日以前不为国内外公众所知（以新颖性标准衡量产品本身或其技术方案）。

“不为国内外公众所知”＝具备新颖性意义上的未公开（国内外标准，非“国内”）。

适用要点：权利人先证明其方法专利制造的是新产品（产品新颖性）→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证明其方法不同。

出口转内销的境外公开信息、申请日前的互联网公开均可破坏新颖性。

与第十五条（直接获得的产品）、第二十一条（分摊）配合构成方法专利的完整规则链。

2008年专利法修改（2009年10月1日施行）的时间效力：行为时法原则。

其后2020年专利法修改（2021年6月1日施行）的衔接按同类规则处理（行为发生在2021年6月1日前的适用原法）。

持续性侵权的法律适用：本解释第二十八条同类规则在商业秘密规定中已确立“持续到修改后适用修改后法”，专利领域参照（解释

（二）第二十五条的衔接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