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 理解与适用

惩罚性赔偿的两要件（故意＋情节严重）与请求基础：本条重申《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与各知识产权部门法（商标法第六十三条、专利法第七十一条、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种子法第七十二条等）的构成要件——“故意”（主观要件）＋“情节严重”（客观要件）缺一不可。

第三款（依法审理）确认法院的审查义务：原告主张成立的应当依法适用，法院不得以”慎用”为由拒绝审理（回应实践中”惩罚性赔偿适用难”——全国法院2021-2024年适用率仍偏低）。

（一）“惩罚性赔偿是法定赔偿的加重版”。

错误——惩罚性赔偿以实际损失、侵权获利或许可费倍数为基数（第八条），与法定赔偿（酌定）是两种独立制度；

法定赔偿数额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第八条第三款）。

（二）“被告过失侵权也适用惩罚性赔偿”。

错误——要件为”故意”，过失、明知（间接故意）之外的轻过失不适用；

“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放任）。

新增条款：惩罚性赔偿请求的形式要件——不能笼统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必须给出具体的数额、计算方法与事实理由。

制度逻辑：惩罚性赔偿的审理需要围绕基数与倍数展开举证质证（被告的账簿、原告的损失证据），请求的明确化是庭审争点整理的前提。

“先笼统请求，判决前再补具体数额”。

错误——二审增加请求的按第三条处理（调解不成不予支持）；

一审辩论终结前未明确的，实质上丧失该轮惩罚性赔偿请求机会。

两条共同划定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时间窗口：一审辩论终结前可以增加（准许）；

二审增加的仅可调解（调解不成不予支持——损失一次性解决原则）；

第四条另诉禁止是本次修订的重要程序创新：法院已释明而原告仍不请求的，诉讼终结后不得另诉——防止当事人”以小额诉讼探路、败诉后再以惩罚性赔偿另诉”的程序套利，同时倒逼原告在一审中认真提出请求。

（一）“没请求惩罚性赔偿，以后随时可以补告”。

错误——经释明后不再受理另诉（第四条）；

未释明的（法院未尽释明义务），另诉是否受理存在解释空间，但原则上应在一审中提出。

（二）“二审增加惩罚性赔偿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或告知另诉”。

错误——调解不成即”不予支持”（不发回、不告知另诉，与第四条衔接），避免程序回转。

本条系本次修订新增的另诉禁止规则，与第三条共同划定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时间窗口（合并解读见第三条）：经人民法院释明仍未请求惩罚性赔偿的，诉讼终结后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另行起诉的，不予受理——以"释明＋另诉禁止"封堵"小额诉讼探路、败诉后再以惩罚性赔偿另诉"的程序套利，促成侵权损失的一次性解决。

"没请求惩罚性赔偿，以后随时可以补告"。

错误——经人民法院释明而仍不请求的，依本条不再受理另诉；

法院未尽释明义务的，另诉受理与否存在解释空间，但原则上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

本条划清惩罚性赔偿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的边界：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中，仅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设有惩罚性赔偿条款（反法旧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2025年修订后相应条款延续），混淆行为、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网络不正当竞争等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均无惩罚性赔偿的法律依据——故原告对之请求惩罚性赔偿的，法院不予支持。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为未来立法扩容预留接口（如反法修订增设其他行为惩罚性赔偿）。

（一）“商业秘密侵权与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竞合时，全部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

错误——惩罚性赔偿仅及于侵犯商业秘密的部分；

其他不正当竞争部分的赔偿按填补原则处理。

（二）“反法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能适用本解释”。

错误——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属于本解释适用范围（第六条至第十三条的认定与计算规则均适用），仅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被第五条排除。

故意认定的综合考量因素、八项可反驳推定情形。

八项情形的分组：

（一）项通知警告型（侵权警告函、律师函、投诉下架通知后的继续侵权——“有效通知”要求到达且内容足以使被告知悉侵权事实）；

（二）至

（四）项关系接触型（身份关联、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代理、业务往来磋商——“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是关键限定， mere 关系不足以推定故意）；

（五）项行为类型型——盗版、假冒注册商标、假冒他人专利三类行为的故意直接认定（2022年修正相比旧解释增加”假冒他人专利”——与新专利法强化专利保护对应；

假冒行为本身即彰显明知）；

（六）项和解后复发型（2022年新增——和解协议、调解书、承诺停止侵权后再次侵权，显系明知故犯）；

（七）项规避责任型（2022年新增——设立关联公司换壳、变更法人股东、隐名设立、签订免责协议逃避责任，针对平台经济与公司治理中的”金蝉脱壳”式侵权，为”实质同一侵权主体”的刺破提供认定规则）。

“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将八项定性为可反驳推定（而非不可推翻的认定）——被告举证（如独立研发证明、授权链条）足以反驳的不认定故意。

（一）“权利人发过律师函就一定构成故意”。

辨析——“有效通知”的要件：通知对象适格（实际侵权人或其控制人）、内容明确（指出侵权事实与权利基础）、送达到达；

仅群发式、无具体信息的函件不构成有效通知。

（二）“代理关系接触过知识产权就推定故意”。

辨析——接触的对象是”被侵害的知识产权”本身（权利内容、技术方案、商业秘密），仅接触过一般业务信息不推定；

且被告可举证接触内容与被侵害权利无关予以反驳。

旧解释第三条为六项情形＋“可以初步认定”表述；

新解释扩展为八项＋“可以认定……但相反证据足以反驳除外”（推定与反驳规则显性化）＋新增第

（六）

（七）项，并将第

（五）项扩展”假冒他人专利”。

两处关键强化：其一，“可以认定”改为”应当认定”——旧解释下七项情形是执法机关可以裁量的推定，新解释下七项情形一经查实即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羁束化），显著提高适用确定性；

其二，情形内容的扩展（拒不履行保全裁定独立成项、“侵权获利巨大或权利人商誉市场份额严重受损”双指标、删除旧”可能危害人身健康”改”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第一款的综合考量因素中新增”侵权人对其侵权行为的认识、基本态度”（拒不认错、态度恶劣的情节考量）。

（一）“行政处罚记录是情节严重的必要条件”。

错误——第

（一）项的行政处罚或法院裁判责任只是七项情形之一，以侵权为业、伪造证据、获利巨大等情形无需前置处罚即可认定。

（二）“仅金额巨大就是情节严重”。

辨析——第

（五）项要求”获利巨大或者权利人商誉、市场份额等严重受损”，单纯侵权金额巨大而权利人未受实质损害（如市场份额未受影响）的，仍须综合第一款因素判断，不能机械认定。

《商标法》（主席令第七十七号，2026年）第六十三条、《专利法》（主席令第五十五号，2020年）第七十一条、《著作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2020年）第五十四条、《种子法》（主席令第一〇五号，2021年）第七十二条；

行政查处记录的证据转化（市场监管部门处罚决定书作为第

（一）项的核心证据）。

基数确定的三层规则：

（一）正向基数——实际损失、违法所得、侵权获利三选一（分别依照商标法第六十三条、专利法第七十一条等的顺位）；

（二）兜底参照——难以计算时参照许可使用费合理确定（为许可费充分时的市场定价路径）；

（三）法定赔偿排除——法定赔偿（酌定500万以下等）是”无法查明基数”的兜底工具，其本身不具有确定性，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乘数基数（否则惩罚性赔偿将沦为”酌定×倍数”的数字游戏，丧失确定性约束）。

第二款的重要澄清：合理开支不计入基数——惩罚性赔偿总额＝基数×倍数＋合理开支（与第十二条衔接），旧解释未明确此点，实践中将合理开支计入基数放大五倍的算法被新规则纠正。

（一）“先用法定赔偿算出500万，再乘5倍要2500万”。

错误——法定赔偿不能作为基数（第八条第三款），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互斥适用。

（二）“许可费难以证明实际许可的不能用”。

辨析——“参照许可使用费”不要求实际发生的许可，可比照假想许可（类似合理许可费的分析）确定。

新解释新增的利润率计算规则，解决”被告拒不提供财务账簿、利润率无从确定”的实践难题：

（一）基准利润口径——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以侵权为业的从宽适用销售利润（营业利润＋期间费用——对侵权为业者更不利、计算更简单，体现”以侵权为业”的加重评价与第二十二条第

（四）项之呼应）；

（二）利润率兜底——同期同行业平均利润率（统计部门、行业协会公布数据）或权利人的利润率（权利人同类产品的实际利润率，通常高于行业平均且更贴近真实）。

规则与”卡波案”确立的裁判方法一脉相承（详见案例一）。

“利润率无法精确证明就不能算”。

错误——第九条给予行业平均利润率、权利人利润率两个替代参照，加之第十条举证妨碍规则，被告拒不配合的结果是按对被告更不利的口径计算。

举证妨碍规则（与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专利法第七十一条第四款、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同构）：责令提交→拒不提供或虚假→按原告主张与在案证据确定基数。

新解释的变化：删除旧解释”参考”改为”根据原告的主张和在案证据依法确定”（确定性增强），并明确与民诉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罚款拘留）的衔接。

“可以不是整数”是2026年新解释的精细化管理条款：一至五倍区间内的非整数倍（如2.5倍、3.2倍、4.7倍）允许法官按过错与情节的细微差异精准定价——惩罚性赔偿从”整数档位”走向”连续标尺”。

倍数确定的考量与第七条情节严重因素、第六条故意程度的证据一一对应（过错越深、情节越重，倍数越高；

和解后复发、规避责任型的倍数应显著上浮）。

两个澄清：

（一）总额封顶——惩罚性赔偿总额（基数×倍数）最高五倍，不得突破（各单行法的”一至五倍”上限一致）；

（二）合理开支另行计算——合理开支（律师费、公证费、调查取证费）不占五倍上限，在惩罚性赔偿总额之外单独支持——此点澄清了旧法时代”合理开支是否被五倍上限吸收”的争议（旧解释第5条只说基数不含合理开支，未明确总额关系），对权利人是重大利好：总额＝基数×倍数（≤5倍）＋合理开支，赔偿结构更充分。

行刑民衔接的赔偿协调：同一侵权行为已被行政处罚（罚款）或刑事罚金且执行完毕的，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应予考虑——考虑的方向通说为适度下调倍数（避免过度重复制裁），但不影响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本身（行政罚款不能免除民事惩罚性赔偿——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的性质不同，新解释比旧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的表述更中性：旧法”被告主张减免的，不予支持，但确定倍数时可以综合考虑”，新法直接”应予考虑”，简化且明确不予减免、仅在倍数上考虑）。

“已被行政处罚的不能再主张惩罚性赔偿”。

错误——行政处罚记录反而是第六条、第七条故意与情节严重的认定证据（被处罚后再犯的从重情形），罚款执行完毕仅在倍数确定时”应予考虑”（方向性下调的考量因素之一）。

衔接规则三层：新解释施行即废止旧解释；

程序从新——施行后受理的案件适用新解释；

再审不适用——施行前已生效裁判的再审案件按原裁判时点的解释标准（已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与法律安定的保护，避免再审标准漂移引发的大规模翻案）。